一、为啥古装剧总爱吃葡萄？
为啥古装剧总爱吃葡萄？
为啥总要吃葡萄呢？
其中有很大一个原因是葡萄传入中国比较早。
人类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和创造葡萄文化的历史悠久，而中国是世界上葡萄较早栽培地之一。
中国古代的栽培葡萄，是外来的物质文明，其原生地在黑海和东地中海沿岸一带及中亚细亚地区。
先秦时期，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已开始在西域传播，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引进大宛葡萄品种，中原内地葡萄种植的范围开始扩大，葡萄酒的酿造也开始出现，葡萄、葡萄酒有关的文化逐渐发展。
唐代诗人，王翰所作《凉州词二首·其一》是这样描写葡萄酒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里的凉州指的是今甘肃武威。这是一首描写军地边营的边塞诗。
里面提到葡萄美酒，虽然葡萄最早自汉朝由西域传入中原，但用来酿酒的风气到唐朝还是以西域为盛。
如今的医学研究也发现，葡萄中含有矿物质钙、钾、磷、铁以及多种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C和维生素P等，还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
适量吃一些葡萄是有好处的，但葡萄中糖含量高达10%—30%，所以还是要控制一下量，不要贪多哦！
二、中国的红酒文化为什么很单一
其一是，中国葡萄酒生产企业一味跛脚地追求产量、质量和市场诉求，但忽视了对消费者的观念与意识的引导。倘若人们没有或缺少这方面的意识，不去自觉消费，仍然处于未激发的潜在状态，无意识状态，就算公司生产再好的酒或做再多的广告恐怕也无济于事。
其二是，关税降低，国外葡萄酒不加思索的大举涌进，自以为锋锐无敌，稳操先入为主，对中国消费者也同样欠缺先期的文化引导和意识转化。只知道WTO后，中国的关税降低了，中国经济也发展了，中国人消费能力提升了，但国人对洋葡萄酒的概念究竟认识如何？认同度是高是低？等等这些要害问题，倘大局观之，国外的葡萄酒企业我想他们其实也没有去深思熟虑过。
三、蒸馏酒源于中国古代的？
唐朝。
据历史记载所谓“溜酒”(即蒸馏酒)，先秦时代尚未之有。有之，则自唐代始。法国《世界风俗·酒》载：“中国酿酒，远在基督纪元前已知之；阿刺吉酒，纪元前八百年印度已有制者。”魏曹操禁酒，人窃饮之。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其非蒸馏酒无疑。
在我国古代，由于历史悠久，地域不一，留传下的蒸馏酒的名称很多，但古代文献中所说的”白酒这一名称却不是指蒸馏酒。前面已说过它是一种酿造的米酒。只是到了现代，才用白酒代表经蒸馏的酒。
扩展资料：
由于酵母菌在高浓度酒精下不能继续发酵，因此所得到的酒醪或酒液酒精浓度般不会超过20%。采用蒸馏器,利用酒液中不同物质挥发性不同的特点，可以将易挥发的酒精(乙醇)蒸馏出来。
蒸馏出来的酒汽往往酒精含量较高,经冷凝、收集就成为浓度约为65% ~70%的蒸馏酒。所以,蒸馏器的采用是酿酒工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且蒸馏技术还可以用于其他行业，尤其是现代的石油工业广泛使用蒸馏器,这些都为现代文明立下了汗马功劳。
现在人们所熟悉的蒸馏酒分为“白酒”(古时也称'烧酒”)、“白兰地”、“威土忌”、“兰姆酒”等。白酒是中国所特有的,一般是粮食酿成后经蒸馏而成的。白兰地是葡萄酒蒸馏而成的，威土忌是大麦等谷物发酵酿制后经蒸馏而成的，兰姆酒则是甘蔗酒经蒸馏而成的。
发酵容器的多样性也是造成烧酒香型各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传统的发酵容器分为陶缸和地窖两大类型。陶缸还有地缸(将缸的大部分埋人地面之下)和一般置放在室内的缸。自古以来，酒的发酵便离不开容器，黄酒发酵的容器多数为陶质容器，有的烧酒仍继承陶质容器发酵的传统。
如南方的烧酒发酵容器几乎都是采用陶器，即使是糟烧酒，也是如此。但自从出现蒸馏酒后,这一传统观念发生了变化,地窖这一特殊的容器应运而生。所谓地窖发酵就是掘地为窖将原料堆积其中，让其自然发酵。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蒸馏酒
四、葡萄美酒夜光杯里的葡萄美酒是指葡萄酒吗？
诗中的葡萄美酒是指葡萄酒，但跟现代的葡萄酒还是有区别的！ 一般诗词选本注释这首诗，只笼统说葡萄美酒产自西域。由《凉州词》这个题目，以及“琵琶马上催”、“沙场”、“征战”等语，可知这种美酒确实应该与西域有关。而一般工具书解释古代的“葡萄酒”时，也比较笼统，比如《辞源》说是“用葡萄酿制的酒”，“汉时来自西域，唐时已能自酿”，《汉语大词典》解说稍详，云“用新鲜葡萄或葡萄干经过发酵而制成的酒”，并引《史记·大宛列传》、晋张华《博物志》等为例。殊不知，古代的葡萄酒并非只有一种，而来自西域的葡萄酒制法与中原地区旧有的葡萄酒制法尤其不一样。
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卷二十五明确记载“葡萄酒有两样”，一种是简单地酿制而成的，“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法，无汗用干葡萄末亦可”，这也就是中原地区旧有的方法，据传汉代或三国时期就已开始制造，“魏文帝所谓葡萄酿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者也”。宋人朱翼中所著《北山酒经》也记载了酿制葡萄酒之法，比《本草纲目》所说要详细，说明了原料的份量、比例及具体制作工艺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用这样的方法酿成的“葡萄酒”并非现代意义的葡萄酒。
另一种葡萄酒的制法则类似烧酒，“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据李时珍说，这种制法“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太平御览》卷九七二引《唐书》：“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髙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也引述了这段记载，文字略异。既然三国时已有葡萄酒，而来自西域的这种酒居然“人皆不识”，直到唐太宗试制成功，“京中始识其味”，这就是说，从高昌学来的酒法，与先前所知晓的酿制方法是迥然不同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古代高昌所谓“踏浆”之法，也就是破碎葡萄果粒的方法，与今日欧洲一些小型酒厂沿用的方法非常相似。现代葡萄酒酿造技术告诉我们：葡萄只有被破碎，使果汁与果皮上的酵母接触后，才能发酵，除了自然酵母，还可以在葡萄浆汁里加入酒母。《本草纲目》所称的“大曲”，应该就是酵母或酒母。王翰诗中产于西域的这种美酒，其制法与现代葡萄酒酿造技术颇为相似，据周桓刚《白酒工艺学》、李约瑟《中国古代金丹术的医药化学特征及其方术的西传》等著述说，它就像是古代的白兰地或葡萄烧。也有专家认为，《唐会要》等书中描绘的那种西域葡萄酒，更像是现代葡萄酒中的桃红葡萄酒，其颜色介于红、白葡萄酒之间。
来自西域的这种新型葡萄酒，其技术居于同时代之前列。不过这方法在中国似乎并未得到广泛流传，据美国学者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载，直到晚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仍认为“中国人喝的酒是米制的，他们不用葡萄制酒，也没有从外国输入葡萄酒”（这记载是针对华南地区的）。金朝文豪元好问写了一篇《蒲桃酒赋》，序言中说，当时虽然多种葡萄，但“人不知有酿酒法”，“世无此酒久矣”，他的朋友刘光甫等人试着酿制了一些，自认为得到了“不传之秘”，但他们也承认，他们造的这种酒已没有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等特点，看来顶多达到《北山酒经》、《本草纲目》等所载的酿制葡萄酒水准。
回到王翰所在的唐代，可以想象，这种来自西域的葡萄美酒，除了京中少数权贵，普通人是无法享受的，从这一点来说，《凉州词》中那些可以痛饮西域葡萄美酒的将士们还是有口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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