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红酒的唯美句子 关于红酒的唯美句子精选
人生没有虚度的时光，葡萄酒没有白熬的黑夜，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葡萄酒贵不在多而在精，同理，朋友也不外乎如此。
如果你内心洋溢着温暖与幸福，来一杯葡萄酒吧！如果悲伤侵袭了你脆弱的心灵，那就再来一杯吧！
夜色迷离，享受一杯红酒的惬意。
一杯红酒解千愁，一段文字诉心语。
虽然葡萄酒中有许多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成分，但喝太多酒仍然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每天适量葡萄酒，让你益寿延年，青春永驻。
宁缺毋滥，葡萄酒是如此，友情、爱情、亲情更是如此。
在很多事情上，都是重质不重量，葡萄酒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
浪漫相约，红酒作伴，让你野得很高雅，醉的很文艺！
遇到一瓶心仪的葡萄酒，一样难能可贵。
葡萄酒是万药之首，一旦缺乏，药品使用量就会增加。
杯中美酒一饮而尽，千姿百态随之而来。
二、我国西北地区也有很多葡萄园，为何没有什么出名的酒庄？
葡萄美酒夜光杯是唐代的诗人王翰的成名诗句，而大唐时期不是我们中国最早酿葡萄酒的时代，那么中国最早在什么时代开始酿造葡萄酒呢？下面我来解答下这个问题。
在距今约9000-7000年的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里出土了一些陶罐，中美科学家们用气相色谱、液相色谱、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稳定同位素等分析方法，对在该遗址中发掘的大量附有沉淀物的陶片进行了一系列的化学分析后陶发现了酒石酸，而酒石酸是葡萄和葡萄酒特有的一种酸；陶片上残留物的化学成分有的与现代葡萄的单宁酸相同。这不仅说明人类至少在9000年前就开始酿造葡萄酒了，而且也说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国家。
虽然如此，但中国葡萄酒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宛左右以蒲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大宛国大约位于今天的中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一带，“蒲萄”在《本草纲目》中被解释为汉时“葡萄”之古称。
司马迁这段记载清楚地告诉后人：汉朝使臣从大宛国引进蒲萄和苜蓿，广泛种植于天子的离宫别观之旁。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天子的离宫别观应在长安周边。进入唐朝，诗人崔颢的经典名篇《渭城少年行》，对当地葡萄种植更有生动的描述：“驿使前日发章台，传道长安春信来。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
唐太宗破高昌。也就是说，大约在1370多年前，京城长安从高昌国引进了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唐太宗李世民还作过一首《赐魏徵诗》，诗云：“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瓒，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变。”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对某种白葡萄酒的描述。盛唐诗人王维《渭城曲》中的不朽名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不排除可能是一杯渭城葡萄酒。
以上这些史料充分说明我国在西汉时期，已从邻国学习并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技术，而且在那一历史时期葡萄酒生产的规模也是比较大的。
是因为中国对酿造葡萄酒的技术并不是很成熟，所以就算葡萄非常的出名，但葡萄酒没有。
我国西北地区，虽然是有很多葡萄园，但是却没有很好的酿酒技术，所以就没有出名的酒庄。
可能是因为我国本身酿造葡萄酒的技术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历史也不是很悠长。
因为我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还是不如欧洲那边的酒庄。所以葡萄的质量也并不是那么的高。
三、黄运基一生没有遗憾，文中有哪些体现
黄运基先生与联邦参议员范士丹。刘荒田供图
2012年12月21日，资深报人、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旧金山“美华文协”荣誉会长、《美华文学》杂志终身社长黄运基先生在医院辞世，得年80岁。噩耗传来，同仁无比哀痛。
想起一年前的12月，我从中国回到旧金山，去黄先生的家拜访，我欣喜地得知，这位每星期去做血液透析三次的老人，完成了《异乡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巨浪》。“夙愿已了，心中大石终于放下！”他的笑容如此灿烂。我却暗里差点流了泪，这意味着艰苦卓绝的搏斗。
22万字的稿子，他是这样完成的：每星期上医院三次做过血液透析的次日，精神较好，他早晨5时起来，抓紧时间码字，直到体力不支，才离开电脑，卧床休息。后期由于感冒引起哮喘，他上透析机时，旁边还准备了输氧设备。羸弱的躯体，支撑着凝神运思的脑袋，幸亏这部小说已酝酿多年，成竹在胸，写来相当顺利。
我是获得最先阅读机会的幸运者。这部新著，与先前完成的《奔流》与《狂潮》，构成了从被囚于天使岛移民羁留所起步的近百年北美华人的命运长卷，它是当代海外中国人历史不可或缺的感性参照，是华侨华人文学史的丰碑。
黄运基先生是美国华文作家群体的领军者之一，他的人生罕见地壮阔而跌宕，横跨两个国度、两种制度、两种语境，肇端底层劳工的历练，继而是报人生涯，归结于文学创作，旁及翻译，生活积累罕见地丰富而深沉。
第一次见到黄运基先生，是在1981年前后。那年头，我是“上埠”不久的新移民，土插队之后的洋插队，连根拔起之初的艰难与尴尬，一一身历。至于文学梦，早已被种种当务之急诸如恶补英语养家活口挤掉。那时，我在西餐馆当练习生，一个休息日，诗人老南兴致勃勃地带路，我们俩沿着唐人街附近一条七拐八弯的巷子，走进《时代报》的旧社址。老南出国前就已与我合写新诗，移民后更是情同手足。
走进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黄运基先生在堆满白纸、油墨和各种各样中英文读物的狭小房间里接待我们。那时我30出头，老南40出头，黄运基先生50出头，共同的特点是对明天充满信心。
黄社长介绍了报社的运作，领我们去认识报社的义工们，鼓励我们给《时代报》写稿。1986年春天，在台山文坛名宿陈中美先生推荐下，我和老南一起进入报社，我当加州新闻版的编译，他任校对。这是我居美30年中唯一的白领生涯，在阿姆斯特丹街1600号的仓库型砖木结构建筑物的阁楼，拥有一张桃花心木做的大办公桌。黄运基先生任社长兼总编辑，但他外出频繁，日常编务由政治经济系出身的孟副总编负责。
黄社长为人谦和，上班总是静悄悄地进来，在以一行书架为间隔的开放式办公室里紧张工作，从来不会对下属颐指气使，总以商量的口吻对话，更不事巡查、监督,也从来不会在记者、编辑犯错后揪住不放。
那年代，办这样一份日报，编辑、打字员、印刷工、发行、勤杂，一共有二三十位，都拿上千元以上的工资，但广告收入极少。他身为法人代表，主要精力放在搞钱上。 1986年11月，一个中午，我们像平时一样，聚集在地下厨房外面的简易餐厅，吃厨娘做的午饭。饭后，黄社长神色凝重，宣布一个突然的消息，大意是：由于财源枯竭，无力经营，即时停刊。众人匆忙收拾物件，在惊愕中告别。
在最后一期报纸上，社长的公开信登在头版，其中不乏怨愤。原来，黄社长一直殚精竭虑地筹措的，是一笔可供报纸长久营运的基金，可是，多方奔走，无处不碰壁，只好一关了事。
离开报社20多年以后，社址出售，我为了拿一些过时的《美华文学》杂志作为纪念，进内徘徊良久。
编辑部的办公桌，四壁的挂画，接收美联社电讯稿专用的老式传真机，架上的书和剪报集，一切照旧，只是蒙上漫长岁月的厚尘，教我感慨无限。
那一段时间，黄先生的心情也处于低谷。我那时才较为透彻地理解，他作为中国人社区最早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积极最忘我地宣传新中国的一代报人，1972年独力创办《时代报》，家当是一台花200美元买来的二手打字机，一路拼搏，靠打工来挹注办报的亏空，怀着何等深重的爱国之情、故土之思。
时隔14年，幻想部分地破灭，壮士断臂，是怎样的无奈与遗憾！
《时代报》关门至今，又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些年，我和黄先生过从甚密。我的家和他夫妇的家，仅仅隔二十来个街区，步行可达。 这位出色当行、中英文精通的资深记者，告别新闻界以后，一直工作不辍，一边以注册官方文件翻译员的身份主持翻译公司的业务，一边投入文学写作以及社会活动，参与缔造旧金山湾区自1849年淘金潮以来华文文坛的鼎盛时期。
他位于27街的住宅，成了文化人聚会的场所。数不清多少次，在那里，开会、联欢、聚餐，《美华文学》杂志编辑部举行活动，迎接中国文化界的来访者。两三好友，各拿一杯红葡萄酒，瞭望他家餐厅百叶窗外平展展的蔚蓝大海，一轮血色落日缓缓沉没，在壮怀激烈地议论古今风流的文友身上，撒下蔼蔼金色，这便是雅致的异国兰亭。 黄运基先生是我以及许多在旧金山湾区成长、居住、工作的人（不但是我这一类新移民，也不但是来自中国的一代代留学生，还包括土生土长的同胞，以及不同族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与文化背景的人）的良师、恩人、向导、真诚的朋友。
他办报20多年，从集社长、总编辑、记者、美工、排版工、发行人于一身的《东西报》到颇具规模的日报《时代报》，在新闻界享有崇高威望，据此，可把他称为资深报人。 他从事文学创作近40年，短篇小说多次被选进中国的《小说选刊》，长篇小说三部曲堪称记录中国移民在美奋斗历程的史诗性巨制，据此，可称他为知名作家。
他15岁移民美国，曾饱受麦克锡主义迫害，为争取华裔美国人在美的生存权、言论权、出版权、参政权，奔走呼号，青壮年时期便是华人社区众望所归的领袖，据此，可称他为民权斗士。
他先后担任多个社团的领导，旧金山“美国华人文艺界协会”会长，连任三届；任《美华文学》杂志社社长15年；经常资助文化人及文化活动，居住在纽约的文学大师王鼎钧先生称他为“美国华人文坛的孟尝君”，据此，可称他为优秀的文化活动家。
至于我，作为一个时常向他请益的晚辈，倒以为，称他为卓越的理想主义者，毋宁更为贴切。
理想主义贯彻着他生命的全程，从年轻到晚年，总是充满着奉献的激情，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认定的真理与目标，不计个人得失，毫不迟疑地奔赴抗争的前线。 时过境迁之后，我们未必全部认同他当年所捍卫的“理想”（他自己也未必认同），然而，我们永远敬佩这种舍身的激情，宗教式的虔诚。
我们移民之前的30年间（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黄运基先生在旧金山华人社区的杰出贡献，我们无法目击，但是，在七八年前，我参加“华人进步会”成立30周年的庆典，部分地晓得，在以抗争为己任、狂热地投身社会改造运动的ABC（土生华裔）青年男女口里，Maurice Chuck （黄运基先生的英文名）是他们共同拥戴的领袖，大至抗议美国政府打越战、参与金恩博士发起的民权运动、反对当年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小至在华埠国际旅馆拆迁中为低收入老年住客争权益，他们燃烧着永不枯竭的激情。看着数百名与会者，起立高呼着黄运基先生的名字、向他鼓掌的火热场面，我热泪盈眶。
这些被保守分子指为过激派的同胞，都说标准的美式英语，和我们这些还没有进入主流社会的新移民比，论思想境界和对社会事务的投入，当然高出许多层次。当年在游行时动不动就和警察发生冲突的“华青”成员们，已进入稳重的中年，但依旧缅怀黄运基先生早年的教诲与提携。其中有一位日本裔的中年女性，黄运基先生办中英文版《时代报》时，她是大学生，在报社担任英文版的义务编辑，如今是太平洋煤电公司的首席律师，她追忆当年的共同奋斗，再三向Maurice道谢。
至于我所亲历的，至为感人的就是他创办《美华文学》杂志。1994年冬天，黄运基先生邀请老南、我、王性初、刘子毅、郑其贤等住在旧金山的文友商议，办一份文学杂志。他办报多年，岂能不晓得行情？“要害一个朋友，就怂恿他办杂志”，这句话从台湾传到美国，屡证屡验。可是，他坚定地说，已做好赔的准备。结果，办起来了。开头叫《美华文化人报》，以报纸的形式出版，后来改为杂志。一办就是16年，直到2011年，他病体支离之际才交了棒。
他这样坚持，绝非恋栈“社长”职位，而是出于牺牲精神。
在晚年，他把担子转给独生女黄小坚。这份杂志至今，出版了80期，除了订户和少数赞助以外，他（还有他的女儿）是唯一的长期出资者、最重要的赞助人，笼统地计算，他一家投入了12万美元乃至更多，并无一个子儿的回报，纯然的付出。他并非有钱人，尽管因来美达60多年，夫妇一直辛勤工作，薄有资产，维持小康局面没有问题，但他急公好义，以金钱资助留学生、困难者难以计数，办杂志的开销，是他夫妻从日常用度省下来的。
每当想及这位从不张扬的老人，拿着放大镜查字典，一句一句地翻译凯撒医院系统专用的《医疗手册》，废寝忘食地繁难的医药专用语，把赚来的翻译费，花在弘扬中国文学的伟大事业上，我们这些熟悉他的朋友都感动万分。
有两个场面，充分展现黄运基先生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崇高威望与人格魅力，我是在场者。
第一个是1998年2月1日，在旧金山唐人街的美丽华大酒楼，举办了为《美华文学》杂志及《美国华侨文学丛书》筹款的大型餐会，黄运基先生作为首倡者和操作者，被旧金山市长发奖状嘉奖。市长的代表在台上宣布，这一天被命名为“黄运基日”，400多位宾客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在持久的掌声中，黄运基先生致辞，热烈感谢朋友们，并满怀深情地感谢无怨无悔地扶持他的太太梁坚女士。
第二个是2002年10月5日，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康年酒楼，那一天是黄运基先生的70寿辰。许多人秘密串联，暗里准备，瞒着他操办了一个极隆重的祝寿派对。这是何等美好的惊奇啊！
他走进宴会厅时，300位旧遇新知一齐起立，热烈鼓掌。台上，放着蛋糕、纪念品还有油画家绘制的大幅肖像。
在派对上，朋友们一一上台，美式幽默加中式佻皮，时而笑时而哭地回顾与Maurice相处的日子，一个个或集体记忆的闪光片段，把黄运基先生的人生经历串起来，就是一个立体的大写的中国人。1948年他坐“米格将军”轮船远渡重洋时，是15岁的惨绿少年，在船上耽读巴金的《灭亡》，热血和海浪一般澎湃。
如今，他站在讲台上，站在人生的巅峰上，站成一代海外中国人的表率，以太平洋之滨的金门大桥为背景。
黄运基先生生前留下不公开办葬礼的遗嘱，但他的太太和女儿表示，在明年一月要举行“庆祝会”。
是啊，我们要庆祝黄先生80年的辉煌，他抗争一生，奋斗一生，奉献一生，没有遗憾，只有欣慰。黄运基先生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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