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国际葡萄酒和白兰地感官品评讨论会”按事先部署选定在中国烟台举行。这次品评讨论会将要对张裕历年所产10余种名优酒作出世界级的品评检验。
国际品酒大师依次品评张裕所产雷司令干白葡萄酒、解百纳干红葡萄酒、李将军半甜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大师们的评语几乎一致：诸种产品有典型葡萄酒的纯香和果香，尤其是有中国烟台产地的特点。专家对烟台独有的气候和土壤特点情有独钟，认为张裕葡萄酒的品味得利于烟台的地理环境。
善于挑剔的国际品酒大师对张裕VSOP级金奖白兰地的评价却是如此圆满：非常美，有优美的橡木桶香，酒体细腻柔和，非常协调。
作为“压轴戏”的张裕X0级陈年金奖白兰地将这次世界级评酒会推向高潮。评酒开始后不久，一位国际高级品酒大师悄然离去。张裕高品味的金奖白兰地使他产生错觉，他要取一瓶同样高品质的法国白兰地作“对比酒”，结果这位资历颇深的国际评酒专家仍感困惑：法国酒与中国张裕酒竟然难分高下。
几乎所有的国际品酒大师都交口称赞：中国张裕所产白兰地典型性很强，香气沁人，口味柔顺、圆润，酒的质量是非凡的。有的评酒专家私下说：“简直难以置信。” 李鸿章，国人不知者不多。在近代，他有时被画成白脸，有时被描成红脸。不过，若非李中堂大人亲手所批，也就不会有张裕的昨天与今日。要知道，1894年大清国首家葡萄酒公司开办的准照上，李鸿章的名字赫然在目。
这位李中堂大人对张弼士的兴趣亦并非停留于此。自从他力主张君为清廷驻槟榔屿首任领事和驻新加坡总领事以来，1897年他又荐张君参与筹办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任该行总董。以后的事情可真有些戏剧性，三十年代，因张裕借中行款无力偿付，而被中国银行接管，这真是一家人不知一家人。
1898年，接中堂电召，张弼士得清廷召见，亦参与朝中议事。后得粤汉铁路和广东佛山铁路总办职。看样子，作为北洋大臣的李中堂决意要拉张君入围了。故而，中堂将张裕视为“北洋新政”的一面标新立异的旗帜而倍加关照。有例为证，由中堂亲批的张裕准照中称，“准予专利十五年，凡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在十五年限内，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夺。”洋务派那种不可一世的垄断意味是蛮浓的。
也别说，这张裕也没给中堂大人丢脸。且不说那酒品质甚优，销路广开，单说有一次，公司首任总经理张成卿（弼士侄儿）奉弼士命往天津卫谒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中堂命于花厅传见，只见成卿青衣小帽，疾步厅前，谈吐不卑不亢，举止不惶不火，让在座的二、三品北洋大员为之侧目。强将之下无弱兵，张成卿如此威风，可见张裕当时之显赫 事情的开端还要从1956年初毛主席在一次轻工业汇报会的明确指示说起。这年3月2日，轻工部部长向中央及毛主席做例行汇报，主席对这次汇报很关心，当即指示：“为了更好地了解部、局（指轻工部及糖酒工业管理局）及所属各企业的生产工作情况，望部、局及各企业分别直接向我写一次生产工作报告。”轻工部部长会后即刻做出布置，糖酒局代局长曹鲁则于3月7日发文向全国各所属包括张裕在内的20余家糖酒企业，下达“向主席报告一次工作”的指示令。
3月底，张裕报告人向毛主席写了“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生产情况报告”。报告涉及张裕的历史沿革、基本情况、存在问题、本年的工作规划、今后发展诸方面内容。张裕报告的文本摆放于主席桌上时，引起了主席对葡萄酒业更深地思索，藉一次糖酒食品工业的汇报会，向张裕也向中国葡萄酒业表明态度：“要大力发展葡萄和葡萄酒生产，让人民多喝一点葡萄酒（原文载1984年12月17日《经济日报》）。”
1956年之后建置的食品工业部制酒工业管理局领导下属企业张裕等，按主席指示进行实际操作，先以张裕为龙头启动中国整个葡萄酒业。几年间，北京东郊、山西清徐、河北沙城、江苏宿迁以及黄河故道区域的民权、郑州、兰考等地的葡萄酒行业如雨后春笋，相继建起。张裕派出能工巧匠赴各地助建厂舍、教做酒桶等，为各兄弟葡萄酒厂代培技术工人，手把手传授传统酿造工艺。1958年成立的张裕酿酒大学，为中国葡萄酒业造就出40余名“拔尖人才”，撒向全国后，遂成为中国葡萄酒业的脊梁。 张弼士在南洋的30余年里，获得惊人的成功。鼎盛时期，资本达八千万荷兰盾，号称亿万富翁。这时他“实业兴邦”包括创办中国第一家葡萄酒公司的念头与日俱增。可横在他面前的障碍是，只有资本，而没有清廷官家身份，欲投资国内却难奏效。机遇终于来临：清光绪十六年（1890），清驻英钦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回经摈城时，特意拜访了南洋首富张弼士。
张弼士对龚照瑗说：西洋人善于发挥人的特长，并以法律规范行为；对于农工及商业的关系，洋人也摆正了位置，张弼士归纳为“商业不兴，则三宝绝”。总之，南洋的繁荣依赖于西洋人制定的“兴商获利”的方略。
龚氏兴奋之余，接着又问：“张君致富又采取何种方略呢？”
张弼士笑答道：“我于荷属领地，效法李克，开发地土资源；我于英属领地，效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发能收，选择人和天时。同时效法伊吕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效法他们善于权变的智慧，当机立断的勇气，以及仁义宽容，能屈能伸的境界。我时常存此信念，因此致富。”
龚照瑗听完这番理论，喷喷称赞，向前执其手说：“君并非商界中人，而是天下奇才，现中国贫弱，归救祖国如何？”
张弼士早存“实业兴邦”的宿愿，为此欣喜答道：“怀此志向已很久了！”
龚氏回国后，甘当伯乐，将张弼士推荐给朝廷，张君遂得到清廷的加官晋爵，头衔是大清国驻马来槟城首任领事，后又升迁为驻新加坡总领事。
自从成为红顶商人后，张弼士才得到投资国内、实业兴邦的通行证，开办葡萄酒公司的意念由此得以坐实 第一位酒师是英国的俄林，最终被张弼士相中。俄氏原来想从南洋到烟台大干一番，搞出点名堂。于是，他携来小型制酒机连同妻小，大有一去不返之慨。哪知他途经上海滩，未染大病，却因小小的拔牙感染而命丧黄泉。这应准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了命。
第二位是荷兰酒师。张弼士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称拥有国家考核凭照的雷德勿，只因志不在此，故将凭照留存国内，连荷兰银行大班亦为其证明，这不能不让张弼士信以为真。可酿酒技术却来不得半点虚假。1895年，雷德勿将所酿之酒样寄到新加坡，经英荷化验师分析后认为，其酒发酵有问题，且酿酒配方欠妥，总之是技艺不精所致。张弼士正在举棋未定时，雷德勿之叔来到新加坡，彻底拆穿了其侄的“西洋镜”。原来雷氏对酿酒门道并非精通，只是随兄经营酒类生意时，略得皮毛之术，并袭取了书中成说，实际操作时全无把握。张弼士这才看清滥竽充数之辈的居心。
正在这时，奥匈帝国驻烟领事拔保毛遂自荐，愿意领此重任。而拔保在奥国显赫的家族地位也让张弼士深信不疑。原来他1862年出生于维也纳郊区的科劳斯·特莫哥伯地区，是奥匈帝国弗朗兹·约瑟夫家族的世袭男爵。其父则是一位葡萄酿造专家，曾发明过测定葡萄的糖度表，后人称“拔保糖度表”。拔保青年时期，随父学过酿制葡萄酒，并在该国葡萄酒业初露锋芒。1896年他来到张裕任酒师，当然还有奥匈政府的正式推荐书。拔保过人的气魄还表现在他仍兼任奥国驻烟副领事之职，而领事馆即设在张裕门内，故该公司门首经常悬挂奥国旗帜。由此，张裕更成为人们可望不可及的神秘之地。 1841年生于广东梅州大埔县，由于家乡受灾，18岁就只身闯荡南洋。从学徒工做起，先后从事过建筑、垦殖、矿物、船运、药材等产业，逐步发迹。其鼎盛时期资产居南洋侨商之首，达到八千万荷兰盾，被人们称为亿万富翁。发迹后张弼士先生提出实业兴邦的爱国理念，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了“招商引资，振兴农工路矿”的先进思想。张弼士先生先后投巨资在国内兴办工厂，参与筹办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之前身）并任总董，修建铁路等，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献。
张弼士先生平生致力于教育和慈善事业，备受华侨拥戴。在南洋期间曾任清政府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并三次被清廷召见，得赏头品顶戴，任太仆寺正卿职。1892年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民国期间历任广东商会总理、全国商会联合会长、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赴美报聘团团长等职。
1912年孙中山先生亲临张裕公司视察并为公司亲笔题词“品重醴泉”。以示对张弼士先生崇高人品的赞赏和对张裕酒品的赞扬，这是中山先生唯一一次为企业题词。
1916年病逝于印尼雅加达。
张弼士在马来西亚的故居--光禄弟，现为马来西亚国家级博物馆。 张裕的领导人名录上有一个颇有分量的名字：朱梅。
朱梅是中国第一代葡萄酿酒专家，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巴斯德学院专攻酿酒，后来对中国葡萄酒和啤酒工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朱梅何以会到张裕主事，其中还有一段周折。
1934年，因负债过多，张裕公司抵押给中国银行，由烟台支行经理徐望之出任总经理。徐望之对张裕技术大权一直由外国人执掌颇为不满。洋酒师很善于“留后手”，每到发酵、勾兑的机密处，必定把在场的中国人借故支走。你越是想偷看，他越防贼一样地警觉，经常把一些重要原料的商标及外包装统统撕掉，让你摸不着头脑。
徐望之曾在《酿酒杂志》呼吁：杯酒之饮，何以不能自酿？生产之权，何以操诸人手？为了找到中国自己的酿酒英才，他时常悉心察访，四处打探。
1936年，朱梅学成回国，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立时发布了消息。徐望之得知后心中大喜，马上赶赴上海，通过《新闻报》编辑严独鹤、《申报》记者黄寄萍辗转找到了朱梅。
不速之客的来访使朱梅感到意外，加之他对张裕缺乏了解，一时面有难色。徐望之非但没有见怪，反而表现出极好的风度：“我们有啤酒厂和葡萄酒厂，可是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我们希望您能与我们合作，请您去烟台工作。你可以先到张裕看看，能留下就留下，如果不愿意就回来，来回路费由我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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